1936年冬，陕北清涧县袁家沟，毛泽东登上塬头远望。大雪覆盖山川，长城内外一片苍茫。此时的他不是在书斋里构思词章，而是在长征结束、革命形势重新展开之后，观察脚下这片土地。后来写成的《沁园春·雪》，开头便是“北国风光，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”。
这首词的气势，并非单靠夸张铺陈。写雪，却不止于雪；论古，也不止于古。秦皇汉武、唐宗宋祖被放入同一幅历史画卷，最后落到“数风流人物，还看今朝”。几句之间，空间由北国推向天下，时间由远古推向现实，个人胸襟也与民族命运连在了一起。
毛泽东文字的独特之处，正在于能把宏大判断写得有根有据。1938年发表的《论持久战》，面对当时流行的“亡国论”和“速胜论”，没有用空泛口号作答，而是从敌我双方的政治、军事、经济和民众组织能力入手，分析战争将经历战略防御、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。
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，最后胜利是中国的。”这句话看似简短，背后却有完整的逻辑支撑。读者能明白，结论不是凭气魄喊出来的，而是从现实条件中一步步推导出来的。文章因此既像政论，也像一场面对面的谈话。
有意思的是，他并不排斥大白话。1927年，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提出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”，八个字直截了当，几乎没有修辞，却准确说明了当时革命斗争的关键问题。到了战争年代，“纸老虎”“集中优势兵力，各个歼灭敌人”等说法，同样通俗，却并不浅薄。
这种语言不是刻意迎合。毛泽东长期接触农村社会，知道农民如何理解土地、武器、粮食和敌我关系。抽象理论若不能进入群众的日常经验，就很难变成行动。把复杂道理说得明白，是一种能力；把明白的话说得有分量，更见功夫。
1927年发表的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，便体现了这一点。文章没有只谈阶级关系和政治趋势，也写乡村组织、农民行动以及地方秩序的变化。“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”中的“颇有一点子”，带着明显的口语色彩，读来不像冷冰冰的文件，更像一个熟悉乡情的人在讲述亲眼所见。
但通俗并不等于简单。1937年的《实践论》和《矛盾论》，讨论的是认识来源、矛盾运动和主要矛盾等哲学问题。文章常用生活中的事物作说明，例如鸡蛋在适宜温度下可以孵成小鸡，石头却不能。抽象的哲学，由此有了可以触摸的落脚点。
毛泽东的古典修养，也没有停留在引用典故的层面。他写“问苍茫大地，谁主沉浮”，有传统诗词的格局，又带着近代青年对现实的追问；写“雄关漫道真如铁，而今迈步从头越”，则把长征途中攻克娄山关的艰苦，化成了继续前进的决断。
1925年的《沁园春·长沙》、1935年的《忆秦娥·娄山关》、1936年的《沁园春·雪》，时代处境不同，语气也不同。长沙词中有青年人的探问，娄山关词中有战斗后的沉着，雪词中则出现了纵览历史的开阔。诗句变化，实际对应着一个革命者阅历与判断力的变化。
他的文字还善于在关键处收紧。1944年9月8日，张思德在陕北安塞烧炭时牺牲，毛泽东在追悼会上发表《为人民服务》。文章引用司马迁“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”，再落到“为人民利益而死”的现实判断，古人的话因此获得了新的政治和伦理含义。
“人总是要死的，但死的意义有不同。”这句话没有华丽装饰，却有很强的推进力。先讲人人皆死，再区分死的价值；先说常理，再提出标准。张思德原本是一名普通战士，正是在这篇文章中，他的牺牲被放进了人民利益和集体责任的尺度里。
毛泽东还擅长使用对照。面对悲观者，他说不能把敌人看成神物，也不能把自己看成草芥；面对复杂局面，他强调抓住主要矛盾；面对军事行动，他常把战略意图压缩成简明指令。有人问：“电报不过数行，怎么讲清全局？”他的做法不是堆砌辞藻，而是抓住决定战局的那根线。
因此，他的政论、报告、批示和诗词，虽然体裁不同，却有共同特点：判断明确，节奏有力，画面感强。长文能层层展开，短句能一锤定音；既能写山河风云，也能落到群众、部队和具体工作。
“数风流人物，还看今朝”之所以穿过近九十年仍有力量，不只是因为句子响亮，更因为它出现在民族命运剧烈转折的年代。那不是旁观者的感慨，而是一个身处历史现场的人，对时代方向作出的判断。文字有了现实支撑，气势才不会悬空；思想进入群众语言，才会真正留下痕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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