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古代社会的核心特点之一就是官本位，尤其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尤为突出。许多人读书的最大动机就是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官职，晋身仕途。换句话说，许多人把读书作为了成为官员的手段，尤其是在宋朝，那个时代的核心国策之一便是“崇文抑武”，文人的地位被抬到了极高的位置，成为社会的尊崇对象。
宋太祖赵匡胤立下了“不杀士大夫”的名碑，宋太宗也提出了“与士大夫共治天下”的口号。而宋真宗亲自作《劝学诗》，其中以直白的言辞劝勉世人：书中自有千钟粟，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，极力倡导通过学习和学识取得更高的社会地位。
与此形成对比的是，北宋名将狄青曾表示，自己部下的将领焦用立下赫赫战功，是值得称赞的“好儿郎”，而当时的北宋名相韩琦则毫不客气地回击：“东华门外的状元才是‘好儿郎’”。这种官本位思想在当时显得尤为显著，读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步入仕途，获取更高的官职。现代社会或许更多地看重财富和地位，但在古代，官职大小便是评价一个人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。
展开剩余78%宋朝最盛行的文体之一便是宋词，许多才子都精通词章，并以此成名。比如，苏轼、辛弃疾、李清照、欧阳修、晏殊、晏几道、秦观、陆游、周邦彦和张先等，皆是千古流芳的词人。若从文学成就和知名度的角度看，苏东坡、陆游、辛弃疾、李清照、柳永等人无疑是最为成功的代表。然而，他们心中真正的成功并非单纯的词章成就，而是在于他们渴望的仕途。
如同苏东坡与范仲淹等人的抱负，他们的理想并非仅仅是作词填诗，而是要匡君辅国，成为儒家理想中的忠臣。而辛弃疾和陆游则立志北伐恢复中原，力图收复失地，走向国家兴盛的道路。至于“白衣卿相”的柳永，他虽以词章闻名，但同样渴望实现自己在仕途上的梦想。因此，写诗填词对于古代文人来说，只是个人爱好的表现，真正的追求依然是通过科举获得官职，取得政治成就。
然而，仕途成功与作诗填词的能力并无直接关系，很多词人尽管在文学上成就卓著，但在官场上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。例如，苏东坡、柳永、辛弃疾、陆游、黄庭坚、秦观等人，他们的仕途并不顺利。事实上，在宋朝30位顶级词人中，尽管有一些担任过一品大员，也有不少只是担任较低品级的官职。
具体来说，文天祥是南宋的名臣，担任了从一品的职务，包括右丞相、枢密使、太子少保等。他不仅在抗元过程中表现出色，而且留下了名句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，激励了无数人。而王安石则主持了熙宁变法，虽几度上升到从一品的职位，如尚书左仆射等，但他更多被后世铭记的是其政治和改革上的贡献。
另外，晏殊和司马光这两位北宋的名臣，他们分别担任了从一品的职务——同平章事兼枢密使、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等。两位虽然在文学上也有建树，但他们的名声更多是来自于政治上的地位和影响力。
接下来，还有像岳飞、范仲淹、欧阳修等人，他们的官职虽然未必都达到了最高级别，但也都是从二品或正二品的职务。他们在政治上所展现的能力以及在历史中留下的光辉，至今依然被人铭记。
有些文人，如陆游、辛弃疾和柳永等，他们的政治生涯往往并不如意，但仍然留下了极具影响力的词章。而在宋朝的文学界，不少词人或因为仕途失意，或因为政治原因，选择隐退或者选择以文学为职业，独立支撑起自己的一片天地。
从这些词人的官职背景来看，可以看出，尽管有些名列前茅，但在职场的晋升中，文学才华并非唯一的决定因素。更多的是依赖于政治背景、时局变化以及个人的仕途运势。
综上所述，宋代的文人有着复杂的职场与文艺双重生活，他们的仕途和文学成就交织在一起，构成了一幅复杂而丰富的历史画卷。这些文人以其独特的方式，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，不仅在文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，更通过各自的官职，展现了古代知识分子如何在权力与文学的交界上演绎自己的传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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