洪武十一年，明朝皇太子朱标的原配太子妃常氏去世，这对朱标而言，是一场沉重的打击。然而，悲痛之余，朱标随即扶正了次妃吕氏，让她继任为太子妃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明朝的继承制度与商朝截然不同，不会遵循“母亲是妾的庶长子优先继承”的做法，而是严格遵循嫡长子继承制。自周代以来，正妻所生的长子为嫡子，而继室所生的长子只能算庶子。如果母亲地位提升，子嗣的身份也会随之改变。举例来说，武则天的四个儿子中，最年长的是她当昭仪时生的李弘，而非当皇后时的三子李显，这便是身份转变后的典型例子。
《新唐书·儒学传》中明确指出，自秦汉以来，继母所生的孩子也能享有嫡子的身份，继母所生的儿子与正妻所生的儿子同等享有继承权。因此，朱标扶正吕氏后，吕氏所生的儿子朱允炆便从庶子变为嫡子，这一改变对太子的继承顺序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展开剩余78%朱标的长子朱雄英和三子朱允熥是常妃所生，而次子朱允炆则是吕妃所生。按照继承顺序，原配嫡长子朱雄英在世时自然是第一继承人。但若朱雄英夭折，那朱允炆和朱允熥的继承顺序就会变得复杂，甚至充满了争议。朱允炆虽然年长于朱允熥，但由于常妃的背景以及她背后庞大的势力，朱允熥的继承地位仍然更为稳固。
从明朝的传统来看，原配皇后的去世通常不会让有年长儿子的妃子再度扶正，因为这可能会打破原配嫡子的位置。常妃去世时，朱雄英尚年仅五岁，孩子夭折的概率在当时相对较大，因此，朱标扶正吕氏，显然是在为不确定的未来做准备。若常妃的长子朱雄英不幸夭折，那么吕氏所生的朱允炆便能凭借年长的优势成为继承人。
那么，朱标为何还会做出这样的决策？《明史》中的记载提到，朱元璋在太祖时期便已立吕氏为妃，而吕氏从来不是一个普通的侧妃。她曾在常妃在世时就已得到公开册立，且她的身份一直在东宫之中位列次妃。尽管她不是第一顺位的太子妃，但她的地位远超普通妃嫔，已经接近正妃之位。当常妃去世后，吕氏自然成为太子妃的最佳人选。
吕妃的情况比较特殊，她并非来自于显赫的外戚家族，而是出身于普通的文官家庭。她的父亲并没有庞大的政治背景，这恰好符合朱元璋的政治策略：杜绝外戚干政。通过娶普通文官之女为妻，朱元璋避免了外戚的干扰，也减少了不必要的政治风险。
如果我们观察明朝初期的其他皇帝的婚姻选择，可以发现，朱元璋非常看重外戚对皇权的影响力。为了防止外戚坐大，他尽量避开了有强大家族背景的女子。因此，常妃和吕氏这两位来自普通家庭的女子，恰好契合了朱元璋的用人理念。
常氏去世的时间是洪武十一年，当时的明朝皇室仍在与勋贵联姻，朱标若要再娶太子妃，便必须选择一位不具备外戚依赖的女子。吕氏，作为一位出身普通的文官之女，已经生有一子，且地位稳固，成为了最理想的选择。
史料并未明确记载吕氏扶正的具体日期，但可以推测，吕氏很可能是在洪武十五年，常妃去世后的第二年，才正式被扶正为太子妃。这个时间节点对于继承权的安排至关重要。如果吕妃是在朱雄英去世后扶正的，那么就意味着朱元璋和朱标父子为了确保朱允炆能够顺利继位，才做出了这一决策。
朱允熥作为常妃的儿子，他的背景非常强大，常遇春和蓝玉这些开国名将的后代，使得他的支持者遍布朝廷。洪武十五年，胡惟庸案爆发后，朱元璋已开始逐步削弱勋贵的势力，朱元璋并不希望自己的继承人有过多的外戚干扰。朱允炆的继位，虽然在名分上看似顺理成章，但背后却隐藏着复杂的权力斗争。
最终，吕氏的扶正，成为了朱元璋父子决策的关键。如果她是在朱雄英去世后才扶正的，那么这就代表着朱元璋的有意安排，放弃了常妃的次子朱允熥，以便扶持自己的孙子朱允炆上位。
吕氏的扶正，也注定了她的命运。尽管在朱标去世后，她一度成为了太子妃，但随着朱棣发动靖难之役，吕妃的地位迅速被改变。靖难时，朱棣并未直接剿杀吕妃，而是装作恭敬，向她解释自己的目的，并保持名义上的尊重。然而，尽管朱棣表现得似乎尊重吕妃，但实际上，她和她的子孙已无可挽回的地位。她的几个年长儿子要么失踪，要么被囚禁，而她本人则被软禁在朱标的陵园，最终无所作为。
吕妃的命运，或许是所有曾经辉煌的宫廷女性的缩影。她曾是太子妃、皇太后，却依然无法避免最后的孤寂，成为一个历史上几乎被遗忘的名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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